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8年前8个月国家财政收入为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根据这一计算，2011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许多专家说，在关注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财政支出。未来减税是税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财政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为公共服务和民生福利支出的财政增长带来了希望，也为减税提供了空间。笔者认为，我国财税改革应着力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失衡和税收收入比例失衡两个问题。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一说，北欧的税金负担比我们重，但一般来说投诉少，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被民生广泛使用。“可以说，一句话揭示了中国财政支出比例失衡的关键问题。
不用说，长期以来，中国的行政运行成本过高，“三公”支出过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的份额，形成了不对称的财政分配不公，这一直受到公众的批评。随着财政收入的持续增加，近年来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等国计民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9年义务教育全免学费、医疗卫生投入也不断增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开始向全垄断的方向努力，但其“起点价格”仍然很低，保障程度不高，人民大众化
虽然随着财政预算公开的深化，90多个中央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三项公共资金”，但详细程度仍然不够，地方政府的“三项公共资金”也没有得到积极跟进。目前，只有北京、上海和陕西等少数省级政府部门发布了“三项公共资金”数据。虽然如何做好“三公”公开接力工作和人民群众如何行使监督权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只有各级政府在财务披露上对公众“坦诚”，提供人们能够理解的数据和信息，才能有效监督，将行政运行成本和“三公”支出控制在更合理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福利的财政支出，而有效解决财政支出比例失衡的问题，产生用国家“幸福指数”平抑“税负痛苦”的效果。
有关专家表示，在我国目前的税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易转嫁的间接税收入在税收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达到了7成以上，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难转嫁的直接税的比例还不到3成，具有直接税性质的房地产税目前在上海、重庆两市试行征收，遗产税仍在研究之中
现在普通人感到税负偏重，税负不安的发生，主要是因为间接税负担比例过高，多为中低收入层，转嫁给负担能力弱的普通消费者，但负担能力高的高收入层，因为直接税的比重过低，没有负担应该负担的税负。
因此，大多数专家认为应该进行结构性减税。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应是解决我国税收比例失衡的问题，即减轻间接税负担，增加直接税比重，使我国税收征管的重点尽快转移到高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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